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跨文体成就比较

今天看来，我们或许并不完全认同这些批评家所得出的具体结论，但其中透露出的批评观念和批评视角，却非常值得注意。对于不同文体成就差异的原因，批评家们首先归结为作家创作才能的不均衡。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就说“属文之体，鲜能周备”，《四库全书总目》中也反复强调“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一一求全矣”，“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事事第一也”。归根结底，这其实还是作家创作个性与文体规范契合程度的问题。作家的创作个性，是由他的艺术才华、审美情趣、人生阅历、写作经验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文体规范则更多是某种文学形式要求和文学语言法则，受到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制约，各类文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质与文体风格。创作个性与文体规范契合程度越高，作者在这种文体上表现就越出色。唐代韩液这样解释善作文者与善作诗者的差别:“体者性之裁，工者分之专。故清而近者宜于诗，博而瞻者长于笔。”(《唐故河南府洛阳县尉顿丘李公墓志铭》)钱振锽《谪星说诗》中也以陆游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放翁飚举电发，运笔急疾，然宜于七古而不宜于五古，以五古之气宜缓宜宽，不比七古句长体博，无所往而不宜也。”

批评家们也认识到，既然作家在不同文体创作方面呈现出的才能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就应该对其加以公正评价。南宋陈善《扪虱新话》中说道:“论人者无以短而弃其长，亦无以长而护其短。自论则当于长处出奇，短处致功。”也即对于作家而言，应扬长避短;对批评家而言，应长短兼论。同样是针对难以兼善这一问题，南宋大儒叶适则希望通过编纂文集时存优删劣的方法加以解决，他在《播芳集序》中指出:“昔人谓:苏明允不工于诗，欧阳永叔不工于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句，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此数公者，皆以文字显名于世，而人犹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难也!夫作文之难，固本于人才之不能纯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决择，兼收备载，所以致议者之纷纷也!向使略所短而取所长，则数公之文当不容议矣!”叶适认为，“人才之不能纯美”无法避免，但编撰文集时编者对作品取舍却拥有主动权，因此最好的做法就是严加甄别，去粗存精，这样就可以保全作者的美名。在后人看来，叶适所言颇有削足适履之弊。但对当时文人而言，却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策略。

除了作家才性之外，批评家们另一关注的焦点是时代。清代朴学大家焦循《易余籥录》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也就是说，文体如同世间万事万物一样，有着必然的盛衰规律。对于新兴的文体而言，它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期，采用该文体创作的作家更容易表现得优秀。过了这个阶段之后，该文体就转入了停滞或衰退期，作家也很难取得突破性的成就。按照焦循的看法，唐代五古不能与汉魏六朝五古相比，宋诗不能与唐诗相比，因为它们都属于“馀气游魂”，只不过承袭前人余绪罢了。从这样的标准出发，对于某位宋代作家而言，其诗不如词的可能性就很大。王国维也持同样的观点:“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如永叔、少游者，皆诗不如词远甚。”(《人间词话》)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还将以上两种看法综合了起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答:“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沈雄悲壮，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籁词》，粗浅之甚，不足为稼轩奴隶。岂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欤?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王国维以白朴词为例，指出了时代制约和才性差异对创作成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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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们对同一作家不同文体创作成就的比较，有着其内在机理。众所周知，对于作家创作成就高下的比较，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但这种比较通常限定于不同作家在相同文体的创作方面，例如李杜优劣论，主要是李杜诗优劣论。这是因为不同文体有各自不同的规范，本来很难直接比较高下，犹如体育比赛中不能直接将跑步和跳高相比一样。因此跨文体比较与其说是比较作家对不同文体掌握的熟练程度和达到的艺术造诣，不如说是比较这两种不同文体创作成就在文学史中的地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就道出了这种比较的原理:“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盖仿九品论字之例，东坡诗文纵列上品，亦不过为上之中下。若词则几为上之上矣。此老生平第一绝诣，惜所传不多也。”依照陈廷焯看来，苏诗在诗中处于上品之中、下，这是将苏诗与他人诗作相比后得出的结论;苏词在词中处于上品之上，这是苏词在词体发展史上的位置。显然，诗之九品与词之九品是两个平行的系统，但人们会默认二者是对等的，这样苏诗和苏词就可以比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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